为弱势群体而建设的公屋，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

　　居者有其屋，是许多老百姓的基本理想生活，出于这一需求，许多国家都有公共住宅营建计划，努力实现着杜甫那句被大家广为传颂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
　　公屋从出现以来，一直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，随着需求市场的日益庞大，为了容纳更多的人，规划者普遍认为公屋楼层越高越好，再加上公屋的居民们并没有发言权，很少人会真正考虑公共住宅应该长什么样，它的选址该怎么规划，远郊还是城市中心？除了住宅还需要设计哪些功能？合适的尺度有多大，楼层该设置多高？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各国或地区的公屋其实或多或少走了一些弯路。

　　以香港80年代开发的天水围为例，这也是新市镇建设的败笔。受政府“八万五”房屋计划和金融风暴的影响，天水围一时间形起了大量公屋，集聚的都是低收入家庭与新移民，形成贫民地区。

　　1997年的天水围新市镇

　　政府在设计之初没能配备便利的公共交通，元朗区本身的就业机会极低，很多人仍需往市区工作，但从该区到市区的车费每日高达40多元，高昂的交通费令不少家庭长期倚赖失业综援。同时，区内的交通设施也不完善，原先规划里预留了大量空间作为商业楼盘的停车位，在金融风暴后，停车场和宽阔的马路大量空置，政府也没有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商业空间，也正因为商业设施匮乏，虽然聚居的是大量低收入群体，却物价不菲。

　　在发展过程中，天水围规划长期受到非议。不少住在公屋的中国大陆新移民，由于未能适应新环境以及社区支援不足，曾发生过几起令大众关注的伦常不幸事件。许鞍华执导的《天水围的夜与雾》中就描述了这座“悲情城市”里的生活。

　　除了香港，在六七十年代英国不少的公屋建设也被认为规划失败，尤其是萨瑟克区的 Aylesbury Estate，他们建造起高密度的公寓，却忽视配套的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，社区内的就业也严重不足，不久，Aylesbury就开始变得破败，犯罪率高企，甚至一度成为犯罪题材电影的取景地。

　　真正注重起公屋建设要从近些年说起，不少国家慢慢意识到，发达不能单单从繁华，GDP，人均寿命，工业化水平去衡量，而是要看它为弱势群体付出了多少。而在公屋建设中投入最多心思的，当数新加坡的组屋了。

　　新加坡组屋是由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公屋

　　为大部分新加坡人的住所

　　从20世纪60年代推出的组屋计划后，新加坡政府成立专门的法定机构，对占住户80%的中低收入者，统一供应组屋，并实行严格的限房价、限户型政策，保证大多数居民买得起组屋，同时，还对少数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更加优惠的住房保障政策。在住房方面，新加坡政府是真正用心在实现“居者有其屋”。

　　新加坡的组屋不再是只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，面积宽敞，结构合理，不少人都认为，住在公共房屋生活水平一定不怎么样，更别谈幸福指数，但在新加坡却不是。

　　新加坡的组屋种类多样，有一房式、二房式、三房式、四房式、五房式、六方式、还有双层公寓式。一栋组屋内，停车场，食店、商铺、市场、活动中心、医院社区等配套非常完善。

　　新加坡随处可见的组屋

　　组屋也有新旧之分，通常新的组屋会设计得更合理美观，但早年建造的组屋也不显破旧，原因在于政府对年久组屋的维修非常到位，基本上是5年一小修，10年一大修，小修是指外立面和室外铺地的更新，大修则是指增加面积或改善功能，使居民住宅不断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变化。在政府的努力下，绝大部分的组屋依然能给人面貌一新的印象。

　　除了新加坡之外，欧洲在公屋的设计上也是世界前列，例如法国、丹麦、德国、奥地利、瑞士和英国的新一代公屋设计里，会注重选择一些高质量的建筑材料，加入了大面积的玻璃和屋顶，植入了零售和新的公共空间。同时，他们也重视起社区建设，不再将公屋抛至远郊一个交通不便的孤岛，注重公屋和城市其他区域的关联。

　　英国 Haworth Tompkins 设计的 Silchester Estate

　　（图 / Haworth Tompkins）

　　住房是人的基本需求，也是刚性需求，这些国家完善的公屋建设，有效的地调控了房产行业，也给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家，并尽最大可能给他们家的温暖。正因为不计成本去为弱势群体付出，才有了住在公屋里的幸福，而这其中，政府的支持、相关建屋机构的执行、民间对此机制的信赖，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无疑有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。

　　我们总说中国越来越发达，甚至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，但往往一个国家是否发达，不能光从国家强者与富人群体去衡量，而是应该从弱者的地位与利益去思考。

　　在2017年2月，国务院扶贫主任欧青平就说过，目前中国贫困人口还有4000多万人，若一个国家经济总量排在最前，人均收入却往往落后于别人，子民们也感受不到关怀爱护，又怎么谈发达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