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民局广州遣返中心成立
2021年5月，国家移民管理局广州遣返中心正式挂牌成立。作为国家移民管理局垂直管理的副局级机构，其成立标志着中国在移民治理领域迈入专业化、系统化的新阶段。这一机构的诞生，既是应对全球化背景下跨境人员流动复杂化的必然选择，也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。广州遣返中心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，在处置“三非”外国人、规范移民管理秩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成为我国移民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。
一、机构成立的背景与动因
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，来华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。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，2020-2025年间在华常住外国人年均增长达8.7%，但与此“非法入境、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”现象日益突出。广州作为华南地区国际交往枢纽，2024年查处的“三非”案件占全国总量的18.3%。原有分散的边防管理体系已难以应对跨境人口流动的复杂态势。
在此背景下，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“整合出入境管理与边防检查职责”，公安边防部队现役编制转为人民警察编制。广州遣返中心的成立，正是这一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。其通过集中专业力量，实现从边境管控到全流程移民治理的转变，标志着我国移民管理从“被动应对”向“主动治理”的转型升级。
二、职责定位与核心任务
作为专业遣返机构，广州遣返中心承担着多重法定职责。根据《出境入境管理法》授权，其核心任务包括：对非法入境人员实施拘留审查，执行遣送出境或驱逐出境决定；对限制活动范围的外国人进行监护；开展待遣返人员身份核查等。特别是在处置突发性群体性非法移民事件时，中心具备快速响应与专业处置能力。
从实践案例看，2023年惠州遣返站曾成功处置某船舶非法搭载43名外籍人员案件，通过DNA比对、语言识别等技术手段，72小时内完成国籍确认与遣返程序。这种高效率的处置模式，既体现了法治原则，又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。正如法学专家王某某指出：“专业化遣返机构的运作，使移民执法实现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”。
三、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
广州遣返中心采用“垂直管理+属地协作”的混合模式。机构内设办公室、政治处、监管处等5个职能部门，下辖5个执行队和惠州遣返站，形成“决策-执行-监督”的闭环管理体系。其中惠州遣返站作为正处级单位，配备有标准化羁押场所、医疗检测中心及多语种翻译团队，日均处理能力达200人次。
在人员配置方面，中心严格执行人民警察招录标准，2025年公开招考的7个岗位涵盖外语、法学、信息技术等专业，报考竞争比最高达27:1。这种专业化人才选拔机制，确保了执法队伍具备跨境案件处理、国际司法协作等复合型能力。从招录数据看，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报考者占比从2021年的12%提升至2025年的31%，反映出机构对国际化人才的重视。
四、社会影响与治理效应
中心成立四年来，累计遣返“三非”人员1.2万余人次，相关案件发案率下降41.7%。其治理成效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：一是构建起“前端管控-中端审查-末端遣返”的全链条机制，使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口岸的非法越境事件同比下降58%；二是通过国际警务合作，与东南亚国家建立12个双边遣返通道；三是创新推出“非接触式身份核验”系统，将平均遣返周期从28天缩短至14天。
但机构运作也面临挑战。如2024年被遣返的张某某一案引发社会争议，该人员在华非法居留12年后，因文化适应障碍在街头滋事。这类案例暴露出被遣返人员社会融入、权益保障等深层次问题。对此，移民法学者李某某建议：“应建立遣返后跟踪机制，加强原籍国责任衔接”。
五、未来发展与改革方向
在区域合作层面，中心正探索建立粤港澳三地联合执法平台。2024年试点的“跨境电子取证系统”，已实现与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实时对接，案件协查效率提升70%。这种区域协作模式，为跨境移民治理提供了新范式。
从制度建设视角看，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《移民法》，相关执法仍依赖《出境入境管理法》等分散法规。借鉴欧盟《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》经验，亟需构建包括居留管理、难民认定、遣返程序等在内的完整法律体系。2025年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已将“移民管理法治化”列为重点研究课题，这为制度完善提供了学术支撑。
广州遣返中心的成立与发展，是我国移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缩影。其在维护边境安全、规范移民秩序等方面成效显著，但面对文化冲突、法律衔接等全球性难题，仍需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：一是加强国际移民治理合作，推动建立多边遣返机制；二是完善移民管理法律体系，制定专门的《移民法典》；三是构建社会支持网络，建立被遣返人员心理干预和再融入帮扶制度。未来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深化，移民管理机构将在促进人文交流、保障跨境安全方面承担更重要的历史使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