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民局境外劝返人员名单
近年来，跨境电信诈骗、网络等犯罪活动猖獗，大量中国公民滞留境外参与非法活动，甚至形成产业链。为遏制这一趋势，中国多地公安部门陆续发布境外劝返人员名单，通过政策震慑与惩戒措施并举的方式，敦促非法滞留人员主动回国。从丰顺县首批29人名单到连云港的42人通告，从海南的集中劝返到宜章县的38人公开警示，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打击跨境犯罪的重要政策工具。其背后既体现了国家维护公民权益的决心，也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治理的复杂性。
一、政策背景与法律框架
劝返政策的实施根植于中国对跨境犯罪的系统性治理。自2021年起，广东丰顺县率先发布《关于劝返丰顺籍非法滞留缅北人员的通告》，明确要求名单内人员在限定日期前主动联系户籍地，逾期将冻结社保、银行卡等账户。这一地方性实践迅速被全国多地效仿，如2022年海南警方对25名滞留缅北、阿联酋人员发出劝返令，2025年宜章县更将劝返范围扩展至柬埔寨、菲律宾等国家。
在法律层面，劝返机制依托《刑法》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及《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》等文件。政策通过“宽严相济”原则设计：主动回国者可从轻处罚，情节轻微者可免除刑罚；而拒不自首者将面临从重打击。例如连云港2023年通告规定，12月20日前报备者享受政策宽大，逾期则启动更严厉惩戒。
二、名单特征与人群分析
各地劝返名单呈现出显著的地域与人群特征。从公开数据看，滞留人员主要集中在缅北（占比约65%）、金三角（20%）及阿联酋（10%）[[12][20][37]]。以2025年宜章县38人名单为例，超过70%来自农村地区，年龄集中在25-40岁，多从事低技术工种。其出境动因包括：误信“高薪务工”骗局（58%）、主动参与电诈活动（30%）、逃避国内法律制裁（12%）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劝返对象中存在“二次滞留”现象。新沂市2024年通告中的13人，有4人曾于2021年被首次劝返后再次偷渡。这种现象反映出跨境犯罪产业链的顽固性，部分人员在回国后因经济压力或犯罪团伙利诱选择“复流”。
三、执行机制与惩戒措施
劝返政策的执行呈现多部门联动特征。以公安部2021年“断流”专案为例，通过边境拦截、家属劝导、国际合作三管齐下，成功劝返6.9万名高危人员。具体措施包括：1）户籍地与家属建立“一对一”联络机制；2）对拒返人员实施“两卡一证”（银行卡、手机卡、身份证）冻结；3）发布A级通缉令追捕组织偷渡头目。
惩戒力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升级。早期政策以经济制裁为主，如丰顺县2021年通告提及社保账户冻结；2023年后，部分地区开始将拒返人员子女入学、宅基地审批等权益纳入惩戒范围。而2025年宜章县首次将“协助境外洗钱”的家属纳入追责体系，体现政策从个体打击向全链条治理的转变。
四、争议挑战与现实困境
尽管劝返政策成效显著，但其执行仍面临多重挑战。部分滞留人员因涉及境外犯罪集团核心业务，回国可能面临人身威胁。偷渡产业链专业化程度提升，如2021年公安部通缉的偷渡组织者黄妃养团伙，已形成“招募-培训-运送-接应”全链条服务。政策宽严尺度把握困难，海南2022年通告中“一个月内自首免罚”条款，曾被质疑可能纵容犯罪。
从国际视角看，全球移民政策收紧加剧劝返难度。西班牙2025年终止黄金签证计划，加拿大移民门槛提高，这些变化使得部分拒返人员更倾向滞留境外。欧美国家对中国司法协作请求响应迟缓，导致跨国取证、遣返等环节效率低下。
五、未来方向与政策建议
优化劝返机制需在三个方面突破：1）建立动态风险评估体系，对滞留人员按危害等级分类处理；2）加强国际司法协作，参考中缅联合打击电诈园区模式；3）完善回国人员社会融入机制，如新沂市2024年为13名劝返对象提供职业技能培训。
长期来看，治理需从根源上减少非法出境诱因。一方面要加强对劳务输出的正规渠道建设，另一方面需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跨境人员流动预警系统。正如国家移民管理局2021年提出的“标本兼治”策略，只有将打击犯罪与民生改善结合，才能实现跨境人口流动的良性治理。
境外劝返人员名单不仅是一份惩戒目录，更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犯罪挑战的治理实验。从单一的经济惩戒到多维权益约束，从地方实践到全国联动，这一政策演变揭示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。未来，随着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实施细则的完善，以及跨境数据共享机制的建立，劝返政策有望在法治化轨道上实现更高维度的综合治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