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期间移民国家怎么样
2020年全球疫情的爆发，不仅重塑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，也深刻影响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格局。尽管疫情初期多国采取边境管控和旅行限制，但移民需求并未消失，反而呈现出新的结构性变化。从政策调整到移民动机的多元化，从传统移民大国的收紧到新兴国家的机遇争夺，疫情期间的移民现象成为观察全球经济、社会韧性及个体生存策略的重要窗口。
一、移民趋势的复杂变化
根据联合国移民署《世界移民报告2022》，截至2020年全球移民总数达2.81亿，占人口总量的3.6%，相当于每30人中就有1人是国际移民。这一数据表明，尽管疫情导致短期流动性下降，但长期移民规模仍保持增长态势。例如，欧洲作为最大移民目的地，吸纳了8700万移民（占30.9%），而美国以5100万移民继续领跑单一国家榜单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疫情期间出现“移民不移居”的轻量化趋势。百度《2021年中国移民行业数据报告》显示，超过90%的移民申请人选择保留国内生活，仅通过投资或购房获取海外身份，以满足子女教育、资产避险等需求。这种“身份规划”模式降低了疫情对移民决策的物理限制，推动岛国护照项目（如圣基茨、格林纳达）和欧洲购房移民（如希腊、葡萄牙）成为热门选择。
二、移民政策的灵活调整
各国在疫情期间展现了政策应对的差异化策略。以欧洲为例，希腊推出“免登陆获批蓝纸”政策，允许投资者通过律师委托完成购房移民申请，生物信息采集期限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。爱尔兰则取消投资移民窗口期限制，实现全程线上审批，3-6个月即可获批。这些措施缓解了边境管控对移民流程的冲击，使得2021年欧洲购房移民申请量同比增长37%。
相比之下，传统移民大国呈现收紧态势。美国暂停H-1B签证发放，并依据《拉肯-莱利法案》强化对无证移民的驱逐。加拿大虽维持开放基调，但悄然修改毕业工签政策，限制部分大专专业申请资格，同时扩大本科学历的工签覆盖范围。这种“选择性开放”反映出各国在后疫情时代对高技能移民的争夺加剧。
三、移民动因的多元化发展
疫情催化了移民决策的多维驱动因素。教育仍是核心诉求之一——中国双减政策实施后，50%初中生面临职业教育分流，促使更多家庭通过移民获取国际教育资源。葡萄牙、马耳他等国的“黄金签证”项目，允许投资者子女享受欧盟公立教育，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选择。
资产配置与风险规避需求同样显著。2020年全球央行货币超发引发通胀预期，高净值人群通过海外房产投资实现资产保值。希腊房价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涨9.3%，葡萄牙里斯本市中心房产收益率达5.8%。第二身份的“保险属性”凸显，地区护照项目因免签130国以上、税务优化等优势，申请量增长62%。
四、移民群体的脆弱性凸显
疫情暴露了移民群体的系统性风险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指出，约60%无证移民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，且面临更高的感染率和失业率。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中，80%从事农业、建筑业等高风险行业，却在2020年成为首批被裁撤的劳动力。这种脆弱性在政策收紧时进一步恶化——特朗普重启“留在墨西哥”计划，导致数万庇护申请者滞留边境。
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呼吁各国落实《安全、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》，建议建立医疗服务的“防火墙”机制，将移民执法与健康权保障分离。然而现实层面，仅有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将移民纳入全民疫苗计划，多数国家仍存在制度性排斥。
五、后疫情时代的移民图景
2023年后，移民政策呈现“K型分化”：传统大国通过提高门槛筛选高技能人才，如英国创新签证要求投资额增至50万英镑；而新兴国家持续放宽投资移民，土耳其购房入籍门槛从100万美元降至25万美元。这种分化加剧了全球人才竞争，也创造了新的身份经济模式。
未来研究需关注三个维度：一是气候变化对移民路径的重构，预计2050年气候移民将达2亿人；二是数字移民的合法性探讨，远程工作签证（如葡萄牙数字游民签证）如何平衡本地就业市场；三是移民政策的边界，例如欧盟拟禁止“黄金护照”后，投资移民如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。
疫情期间的移民现象既是危机应对的产物，也是全球化深层矛盾的映射。各国政策在开放与保护间的摇摆，个体在机遇与风险中的权衡，共同勾勒出人类流动性的新常态。对于移民者而言，唯有基于理性规划、动态追踪政策变化，才能在全球秩序重构中把握身份转型的主动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