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威市古浪县为啥要移民

在中国西北的河西走廊东端，武威市古浪县曾是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深度贫困县，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39.86%。这里的地貌复杂多样，南部是高海拔山区，北部紧邻腾格里沙漠，中部绿洲与荒漠交错。面对“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”的生存困境，古浪县自2012年起开启了大规模生态移民工程，将6.95万山区群众搬迁至黄花滩等移民安置区。这场跨越十年的迁徙，不仅改写了数万人的命运，更成为探索贫困治理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。

一、自然条件限制生存空间

古浪县南部山区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，土地贫瘠、气候干旱，形成了“十年九不收”的农业生产困境。据移民搬迁前的统计，山区群众人均可耕地面积仅0.5亩，且70%为旱地，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100公斤以下。黑松驿镇西庄子村村民鲁宝山回忆：“全家四个劳动力全年劳作，毛收入不过8000元，连土坯房修缮都依赖旧土覆新泥”。这种恶劣环境导致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严重滞后，学龄儿童需徒步1小时上学，村内婚嫁困难，低保争夺频发，形成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。

地理环境的限制还体现在交通与资源获取上。南部山区峁梁纵横，道路险峻，物资运输成本是平原地带的3倍以上。2013年建档立卡数据显示，山区群众饮水安全保障率仅为43%，电力覆盖率不足60%。搬迁至黄花滩的杜鹏感慨：“过去吃水靠肩挑，挑一桶水洒半桶汗”。这种生存空间的物理限制，使得传统扶贫手段难以奏效，易地搬迁成为打破代际贫困的必然选择。

二、生态保护倒逼人口迁移

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的生态退化与人类活动形成双向胁迫。20世纪90年代，南部山区因过度开垦导致森林覆盖率从明清时期的159万亩锐减至27.66万亩，草场超载率达60%。这种生态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，使石羊河流域水资源供给能力下降40%，形成“生态恶化—生产受限—贫困加剧”的恶性循环。搬迁工程实施后，南部山区启动退耕还林还草项目，复垦复绿3.2万亩，营造水源涵养林20.6万亩，封山育林面积达71.62万亩。

搬迁不仅缓解了生态压力，还创造了新的绿色发展空间。黄花滩移民区通过防风固沙工程将40万亩荒漠变为绿洲，配套建设生态修复区50公里×20公里，形成“北治风沙、南护水源”的生态屏障。这种“人退绿进”的模式，使古浪县荒漠化土地面积较2009年减少31.7万亩，实现生态效益与民生改善的双向共赢。

三、政策驱动重构发展格局

主导的跨区域资源整合为移民工程提供系统性支撑。通过整合易地扶贫、土地整理、生态补偿等13类专项资金，古浪县累计投入超过1.3亿元建设移民安置区。以工代赈政策的创新应用尤为突出，八步沙防沙治沙工程吸纳2000余名搬迁群众参与，人均年增收1.2万元，形成“生态治理—就业增收—社区融合”的良性机制。

政策设计注重全链条保障。移民新村同步规划住宅与产业设施，日光温室与养殖暖棚建设早于居民入住，确保“搬家即开工”。2018年成立的黄花滩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，通过“合作社+农户+基地”模式，带动发展226万只存栏羊、8万头牛和8468座日光温室，形成覆盖育种、养殖、加工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。这种“挪穷窝”与“换穷业”的同步推进，使移民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前的2000元增至7423元。

四、产业转型激活内生动力

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重塑经济地理格局。依托“沿山冷凉、沿川水土、沿沙光热”三大优势，古浪县打造出羊、牛、菌等六大主导产业。兴盛种羊繁育公司引进澳洲优质种羊，建成全省最大湖羊种群基地；陕西海升集团12万平米智能温室实现番茄年产量2.4万吨，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。这种产业升级使农业产值年均增长18%，2022年奶牛存栏达6.97万头，日产鲜奶300吨，支撑武威伊利50%的奶源需求。

金融创新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。银保联动机制通过“精准益养宝”贷款产品降低融资门槛，枸杞价格指数保险覆盖1.06万亩，理赔率达187%。移民韦应成通过贴息贷款将养殖规模从40只扩大到400只，年收入突破10万元，印证了“产业+金融”模式的有效性。截至2023年，移民区已培育25家农业龙头企业，带动3.2万人就地就业，彻底摆脱“输血式”扶贫依赖。

古浪县的移民工程揭示了深度贫困地区破解发展困局的实践逻辑：通过空间重构打破自然限制，依托政策创新整合资源要素，借助产业升级激活内生动力，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协同发展。这场人口迁徙不仅改变了6.95万人的命运，更创造了“沙漠变绿洲、农民变工人、传统农业变现代产业”的发展奇迹。

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两个方向：一是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长期影响，包括文化认同、社区治理等非经济维度；二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可持续性，特别是在碳汇交易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领域的创新可能。古浪经验表明，当移民工程与生态文明建设、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时，曾经的“不毛之地”也能绽放出共同富裕的时代之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