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地移民搬迁是哪个说的

2016年8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：“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。”这一指示不仅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战略方向，更将易地扶贫搬迁定位为中国扶贫史上规模最大、难度最高的系统性工程。从2001年的试点探索到“十三五”时期的全面铺开，这项政策承载着近千万贫困人口的命运转折，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。截至2020年底，全国累计完成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安置，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。

政策演进：从试点探索到国家战略

易地扶贫搬迁的雏形可追溯至1983年甘肃定西的“吊庄移民”，但真正形成制度化政策始于2001年。当时国家发改委在内蒙古、贵州等4省区启动试点，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贫困人口搬迁。这一阶段的探索发现，单纯资金补助难以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发展困境，必须通过空间重构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。

2015年成为政策升级的关键转折点。国务院印发《“十三五”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》，首次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识别与搬迁安置结合，明确“搬迁一户、脱贫一户”的硬性要求。与早期政策相比，新时期的搬迁标准更严格：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，自筹资金上限2000元，并引入开发性金融资金，形成“中央统筹、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”的三级管理体系。这种制度创新使搬迁规模从年均45万人跃升至200万人，政策效能显著提升。

实施机制：多维度的制度保障体系

资金筹措机制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扶贫智慧。以贵州省为例，形成了“中央补助+地方债券+专项基金+长期贷款”的多元筹资模式，人均投入标准达6万元。其中政策性银行贷款占比58%，通过延长还款期限（最长20年）和利息补贴（中央承担90%）化解地方财政压力。这种金融工具的创新运用，使得6000亿元总投资中社会资本占比超过40%，创造了扶贫资金杠杆化运作的典范。

考核监督机制则确保政策精准落地。国家发改委建立的“月调度、季督查”制度，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安置房建设进度，运用大数据比对搬迁对象信息。2016年出台的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考核暂行办法》，将住房面积超标、资金挪用等22项指标纳入省级考核，并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挂钩。这种压力传导机制，有效遏制了早期存在的“扶富不扶贫”现象。

实践成效：经济社会的多维变革

从云贵高原到秦巴山区，搬迁带来的空间重构产生显著经济效应。统计显示，建档立卡搬迁户人均纯收入从2016年的4221元增长至2019年的9313元，年均增幅达30.2%。这种增长不仅源于就业机会增加（累计358万人实现转移就业），更得益于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——全国100万亩旧宅基地复垦为耕地，土地流转催生出2423个特色农业产业园。

社会生态效益同样深远。青海班彦村搬迁后，儿童辍学率从23%降至0，慢性病患病率下降18个百分点；陕南地区地质灾害发生率降低76%，森林覆盖率提高9.2%。这种“人口—资源—环境”的再平衡，印证了世界银行报告的评价：“中国搬迁工程实现了贫困缓解与生态修复的双重正外部性”。

现实挑战：后搬迁时代的治理命题

政策执行偏差仍是突出难题。审计发现，部分地区存在“建房超标”和“搬富不搬穷”现象，某县安置房平均面积达38平方米，超出国家标准52%。资金拨付效率问题同样严峻，财政专户资金滞留最长达9个月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。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治理能力与政策复杂性的不匹配。

社会融入困境逐渐显现。对湖北3个安置社区的调研显示，42%的搬迁户存在“城市适应焦虑”，15%因失去土地经营权陷入“二次贫困”。虽然政策明确“原承包地权益不变”，但实际操作中土地流转率不足30%，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差异导致纠纷频发。这暴露出配套政策的碎片化缺陷。

未来路径：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

巩固脱贫成果需要制度创新。建议建立“搬迁后扶专项基金”，将安置区产业配套纳入乡村振兴规划，探索“以地养老”“以房入股”等资产收益模式。数字技术可赋能社区治理，如贵州推广的“新市民智慧平台”，整合就业培训、医疗教育等28项服务，使公共服务响应效率提升60%。

生态价值转化蕴含新机遇。借鉴浙江“生态搬迁+碳汇交易”模式，将迁出区生态修复产生的碳汇指标纳入市场化交易，预计可为每个搬迁户年均增收2000元。这种绿色发展机制，既能保障搬迁群众可持续生计，又可激活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。

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中国治国理政的经典案例，其价值远超脱贫本身。它重构了人地关系、创新了治理模式、重塑了发展逻辑。当960万搬迁群众在新居贴上春联，当羌族绣娘在扶贫车间绣出幸福图景，这项工程已生动诠释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理念。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，搬迁故事的续篇将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书写更辉煌的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