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移民局逮捕非法移民

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，跨国人口流动日益频繁，但非法移民问题也随之成为各国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。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近年来通过强化法律体系、创新执法机制、深化国际合作等多维度举措，持续提升对非法移民的治理效能。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，仅2024年便侦办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犯罪案件3.5万余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7.9万余人，这一系列行动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，更为全球移民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。

一、立体化执法机制

我国移民管理部门的执法行动以情报驱动为核心，构建起“数据研判—精准打击—源头治理”的全链条模式。例如在云南德宏边境，执法人员通过日常查缉发现可疑人员后，利用移动自动验证系统快速锁定非法移民身份，进而顺藤摸瓜摧毁跨境偷渡网络，2021年“1·11”专案便是典型案例，该案最终移送起诉44人，打掉了一个企图组织中国公民偷渡出境从事诈骗的犯罪团伙。这种从个案突破到体系打击的转变，有效遏制了非法移民的扩散态势。

专项行动的常态化开展进一步强化了执法威慑力。2020年启动的打击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犯罪专项斗争中，全国共侦破刑事案件1.8万余起，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4.7万余人，较上年增长3.4倍。2024年开展的“獴猎行动”更是针对重点地区进行集中整治，全年打掉犯罪团伙906个，缴获毒品7.8吨、枪支2000余支，充分展现了我国在边境管控上的技术优势与行动决心。

二、法治化治理体系

法律体系的完善为非法移民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。《出境入境管理法》第62条明确规定四类可遣返情形，涵盖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等行为。2022年修订的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》进一步细化工作许可制度，要求用人单位必须核查外籍员工的双证（工作许可与居留证件），否则将面临最高十万元罚款。这些法律条文与行政法规的衔接，形成了覆盖入境、居留、就业全过程的监管闭环。

司法实践中，我国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上海浦东机场查获的“4·6”案件中，执法部门不仅阻止持虚假签证人员出境，更溯源打击非法中介机构，对3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此类案件的处理既彰显了法律刚性，也通过典型案例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。王东旭（2020）的研究指出，我国正在形成“预防—查处—遣返”三位一体的法治框架，但建议进一步细化遣返执行程序与接收方式。

三、现实性治理挑战

边境地区的复杂地理环境与跨境民族特性，使得非法移民治理面临特殊困难。中越、中缅边境线缺乏天然屏障，跨境通婚、边民互市等传统交往模式为非法居留提供了隐蔽空间。昆明警方2016年破获的跨国越南妇女案，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，暴露出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。这类案件的处理需要兼顾法律刚性与民族政策柔性，对执法智慧提出更高要求。

新型犯罪手法的涌现进一步加剧治理难度。犯罪团伙利用“商务考察”“留学中介”等名义组织偷渡，如2005年“马耳他非法留学生遇难案”中，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企业资料骗取留学签证，导致15名中国公民在地中海偷渡途中伤亡。当前，虚拟货币支付、暗网联络等智能化手段的渗透，使得传统执法模式面临转型升级压力。

四、国际化协作网络

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移民治理机制建设，已与法国、美国等50余个国家建立双边情报共享机制。2024年中美联合破获的跨国偷渡案中，双方通过电子证据交换、联合侦查等方式，成功摧毁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偷渡网络。这种协作不仅提升执法效率，更在打击人口贩卖、毒品等关联犯罪方面产生协同效应。

区域合作层面，中国—东盟边境执法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常态化运作，促进边境管控标准对接。广西边检总站2021年侦破的“1·11”案件中，通过与越南警方联合行动，一举抓获51名犯罪嫌疑人，查获“三非”外国人363名。此类实践表明，构建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移民治理领域落地生根。

我国在非法移民治理领域取得的成效，体现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、执法能力的显著提升、国际合作的纵深推进。但面对人口贩运集团组织化、犯罪手段智能化等新挑战，仍需在三个方面重点突破：一是推进《移民法》立法进程，明确非法移民甄别标准与权利救济渠道；二是建设边境智能防控体系，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预警；三是深化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执法协作，建立区域性移民治理联盟。

正如联合国移民署报告所指出的，全球非法移民规模已达4000万人，单边主义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跨国性挑战。中国的治理实践表明，只有坚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国际化相结合，才能构建起更具韧性的移民治理体系，这既是大国责任的体现，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