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乌人从哪里移民过来的
在浙中腹地，义乌这座以“世界超市”著称的城市，其人口流动史堪称中国城镇化与全球化进程的缩影。从上古越人栖息地到秦代置县，从中原士族南迁到近代商帮崛起，再到当代国际移民聚集，义乌始终是不同文明交融的枢纽。这座城市的移民史不仅折射出中国南北文化的碰撞轨迹，更见证着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的跨洲际流动。
一、先秦至秦汉的早期移民
根据桥头遗址考古发现，距今9000年前的上山文化时期，金衢盆地已出现原始聚落。这些早期定居者作为越人先祖，构成了义乌最原始的土著群体。公元前222年秦设乌伤县时，伴随王翦大军南下的中原移民与本地越人开始融合。葛剑雄指出，官方组织的移民往往包含官吏、工匠等阶层，他们带来冶铁、农耕技术，推动越地生产方式变革。
《义乌县志》记载的“颜乌葬父”传说，折射出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。这个以孝道为核心的故事被反复书写，暗示秦汉时期儒家文化对越地的浸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乌伤县名的越语渊源与汉字附会的双重性，正反映了中原移民与土著文化的博弈与调和。
二、唐宋时期的人口迁徙
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浪潮中，义乌成为重要接纳地。现存义乌族谱多将始迁祖追溯至如稠城镇王氏自称东晋王导后裔。但葛剑雄提醒，这种族谱叙事存在时间错位——永嘉南迁主要波及长江流域，浙中腹地的中原移民潮实际始于唐代。黄溍编修的元《义乌县志》记载，宋代义乌人口较唐增长三倍，其中外来氏族多来自汴梁、洛阳。
这一时期的移民构成呈现阶层分化特征：士大夫家族如宗泽先祖选择城郊建立庄园经济，而底层移民则向南山丘陵拓殖。金普森研究发现，浦江与义乌的行政分合，本质是不同移民群体对土地资源的争夺结果。这种空间分布差异，为后世义乌商业基因的萌发埋下伏笔。
三、明清时期的商业移民
明代“义乌兵”抗倭的军事流动，意外催生了最早的商帮网络。戚家军解散后，数万义乌籍士兵利用军事驿站体系从事跨省贸易，形成连接江浙皖赣的商路。清嘉庆县志记载，乾嘉时期义乌商人已在苏州阊门建立会馆，主营红糖、火腿等土产。
这种商业移民具有显著地域特征：东北部廿三里镇居民多祖籍徽州，带入典当经营传统；西部佛堂镇商帮则与江西瓷器商互动密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家谱中普遍存在的“苏州迁来说”，实为明清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策略性叙事，反映商业移民对文化资本的主动建构。
四、近现代的产业移民
1982年义乌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，触发现代移民潮。统计显示，2017年义乌常住人口中外来者占比达37%，主要来自河南、安徽、江西等省。这些移民呈现“链式迁移”特征：河南周口人垄断物流行业，温州商人主导辅料供应，而中东客商则形成国际社区。
移民结构随产业升级持续演化：2015-2020年，从事电商的外来人口年均增长21%，其中30%具有大专以上学历。这种知识型移民的涌入，推动义乌从传统集散市场向跨境电商枢纽转型。通过“世界商人之家”等平台，将移民资源转化为全球贸易网络节点。
五、当代的全球化移民
当前义乌常驻外商超1.5万人，形成独特的移民生态。也门商人建立咖啡豆跨国供应链，非洲采购商发展出“前店后仓”模式，这种跨文化商业实践重塑着城市空间。研究显示，中东移民偏好聚居稠城街道，而非洲商人多选择江东街道，形成差异化的社区形态。
新生代移民呈现“创业-定居”新路径。如网页86记载的创业者，从义乌起步建立跨境独立站，最终形成“中国采购-非洲运营”的双向流动。这种移民模式打破传统地域界限，使义乌成为全球创业者的孵化器。
义乌的移民史本质是资源再配置的空间叙事。从秦汉戍卒到当代创客，不同时期的移民浪潮持续重构着这座城市的经济地理。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三个维度：一是利用DNA技术验证族谱叙事的真实性；二是量化分析移民网络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权重；三是数字经济时代移民创业模式的范式转变。这座“没有围墙的城市”，仍在书写人类迁徙史上的新范式。
